1924年时,孙先生曾在一次讲话中,将1911年4月,发生在广州的黄花岗起义当作革命的高潮和辛亥革命的预演。
这场又被称呼为“广州起义”和“广州三·二九起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孙先生和黄兴、赵声等革命领袖,在1910年10月与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时决议进行的。
会后,黄兴先生成了起义的总指挥,广州越华路小东营五号成了起义的总指挥部。
(黄兴)
一切就绪后,1911年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带领130多名敢死队成员,进攻两广总督署。
这是中国同盟会领导的第十次广州起义。
敢死队员不惧牺牲,进攻总督署,吓得两广总督张鸣岐逃走。
起义军在占领并焚毁了总督署后,跟随后赶来镇压的北洋军(李准部)在东辕门外展开血站,最后寡不敌众遗憾落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撤退香港,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等烈士壮烈牺牲。
按照后来统计,名讳可考的牺牲者计有86名,其中72人的遗体被潘达微寻获并安葬在了广州红花岗。
随后埋葬烈士遗体的地方,被潘达微改名黄花岗,这也是黄花岗起义名字的由来。
(孙先生)
起义过程如此,那么孙先生在事后阐述这件事时,到底如何诉说当时的心境的?
答案是:他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用革命推翻清朝的最后机会。
因为清朝的预备立宪,让原本对于清朝失望的无数革命者寻思,清朝改革决心如此大,革命终究是不好的不如支持改革吧!
于是,原本革命的队伍中,不少人为了稳定,纷纷加入了改革派。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件事。
但凡有改良的机会,中国人都不愿意用最激进的办法寻求变化,只要清朝有诚意,民众就不会去玩命。
这点上,也有时代先行者的举动为证。
在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的1906年到1908年,曾经的激进派革命者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纷纷选择了回归改革的阵营,督促清政府的变革。
(刘师培、章太炎、黄侃)
其实在当时的时代,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不一定准确。如果不是接连两个问题的发生,辛亥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清朝还会挺很久。
这里,我们需要将时间线拉回1906年到1911年,这五年时光中。
1906年,清政府在慈禧太后带领下,宣布预备立宪,并公布了所谓的立宪日程表。
虽然这立宪进度推推拉拉。
可在1908年8月27日时,依旧颁布了第一部《钦定宪法大纲》,从这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宪法看,保守的清政府,在慈禧太后带领下,或许真有改良的心思。
毕竟一个政体变化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都是需要慎重思量的事情。
但,这慈禧太后最后努力,却在他死后,还有顺带带走光绪皇帝后,变了味道。
1908年11月14日到15日短短24个小时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连去世。
(接连去世)
他们的死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让紧随而来,主政清朝的摄政王和孤儿寡母们,在后续的施政中充满了变数。
孤儿寡母都听摄政王的,可年轻的摄政王载沣经验不足,也不懂平衡之道,就难免会因为孟浪,而出大问题。
清朝就这么略带摇晃地走了几年。
这政治改革虽然在继续推进,按时间表修改,曾经的预备立宪期也从9年变成了5年,如果一切顺利,清政府将在1913年改组成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虽略带摇晃,但改革进程一点没落下。
这就是黄花岗起义发生的背景,也是失败的根源。
(新政和立宪)
首先:当时清朝的大趋势是,大家都在等待宪政开启,督促清朝自我革新。
其次:发现于两广的起义,对全国大局而言,或有震动但影响力不足以颠覆王朝。
最后:这是孙先生的无奈之举,准备谈不上多充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这点上,孙先生心里也清楚,要不然也不会再事后坦诚,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那么为何后续,还会爆发辛亥革命,则和接连二件事的发生有关。
第一件事,1911年5月8日,黄花岗起义仅仅一个多月后,清朝宣布了内阁名单。
只是这内阁名单,让无数人大失所望,13名内阁成员中,居然有9名是皇族和贵胄子弟,俨然是皇家天下,少的四名汉族内阁成员,完全无法发挥作用。
这就让立宪派非常失望了。
原因无他,内阁出现之前清朝实行的是满汉双轨制,三个总理大臣汉人必定会有一个席位,就连内阁人数也会占据半数。
可改革之后,内阁名单出炉之后,汉族立宪派悲催地发现,自己成了少数派。
这又一次验证了孙先生在海外宣传的满汉冲突,也让不少人开始了动摇。
这就是致命的第一件事。
这件事办完之后,清政府又马不停蹄弄了第二件事。
(内阁合影)
这件事发生在皇族内阁宣布的次日。
这两件事可谓是清朝守旧派弄的组合拳。
第一个指向政治层面,让立宪派失去权力制衡的可能。
第二个指向经济层面,让立宪派失去经济基础。
铁路收归国有或许有正当性,但却是一个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做的错误抉择。
因为中国铁路从未产权明晰规制一体。
清朝铁路的兴旺发展,源自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
原本的清政府,基于统治稳固需要,对于修铁路很是排斥。
可《马关条约》却让清政府再也无力阻止铁路修筑,也侧面将中国拉近了世界一体化的轨道,开始了大开发节奏。
原因无他:大量的商品流通还有矿产资源开发,都需要解决物流问题,这需要将内陆和沿海港口用最快速的方法连接起来。
马挑人驮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有修路!
(清朝铁路)
可修铁路清朝政府又没钱啊?只能选择国家给政策,让民间和外国资本投资修建。
这就让问题接踵而至。
外国资本有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
民间资本,也是通过各个国家引进技术弄的,欧美强国铁路的技术标准又都不一样,就让全国的铁路网络并联不起来。
大家东一撮西一撮,山头林立,搞的中国铁路五花八门,极大影响运输效率。
这问题不解决当然不行啊,于是在1910年,清政府就派遣盛宣怀跟四国银行团谈协议,让四国银行团出钱,将全国铁路都买回来,然后同样技术标准,统一哈。
(盛怀宣)
其实这事情出发点是好的,谈判进度也不错,在四国银行团帮助下,铁路集中的广东、湖北、浙江、湖南都一个个达成了协议。唯一没谈好的只有一个四川。
跟四川修建铁路时的省情息息相关。
修铁路的时候,因为没有本钱,四川人是先成立了一个“川汉铁路总公司”,随后又通过全省筹集资金的方式,在四川数千万民众中筹集了800万。
可这800万看似不少,到修铁路也不过杯水车薪啊?因为四川的铁路很不好修,穿山而过难度很大,成本也很高。
一看钱不够,“川汉铁路总公司”也没让钱闲着,而是将修铁路的钱,拿到上海去炒股,至于是中饱私囊还是投资理财,就不好说了。
我们都知道,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特别是募集的资金更是如此。
等到1911年盛宣怀说:我要收回股权弄全国铁路统一时,才悲催地发现,这800万居然在股市上晃荡一年,赔了一半。
(当年的公司股票)
“川汉铁路总公司”,一看钱少了一半,盛宣怀又在催,就说:你收我们公司也行,400万的股票我就不要了,你们给我800万,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如何?
一看这状况,用800万买价值400万的东西,盛宣怀又不傻,当然是不愿意啊!
随后,这事情就这么被四川人民知道了。
只是,这知道的消息是添油加醋以后的。
当时为了挑动四川人的情绪,掩盖自己非法挪用公款,炒股赔钱的责任,“川汉铁路总公司”里面有一伙人想了不少办法,将自己伪装成了受害者。
然后,四川人不愿意了保路运动开始了。
聚集在四川总督府门前的川人,遭遇了卫兵的射杀,有30多人横死,这下,一发不可收拾了!
(保路运动)
无奈的清朝,只能派遣铁路督办端方,率领军队去成都平息民变。
这铁路督办端方一见,就带着最近的湖北新军去了四川。这下,就让武汉地区的防卫力量减弱,也让武汉新军有了机会发动起义。
(辛亥革命)
两个致命失误,在蝴蝶效应下让清朝覆灭了。至于为何覆灭,虽有蝴蝶效应在内,也有历史趋势在内,而且有迹可循。
如果满清贵胄们不是权力心太重,弄一个皇族内阁,就不会让立宪派离心离德。
立宪派是激进派和清朝之间的润滑剂,也是维持稳定的关键,他们的态度,左右了清朝最后的时局,他们不愿意干了,开始反对清朝了,激进改革派当然会冒头。
至于保路运动,除了是一出股灾引发的灾难,何尝不是自上而下监守自盗顽疾引发的惯性咧?
用百姓募资的钱去弄投资,亏本了算国家的,赚钱了算谁的?
然后,更巧的是,为了镇压保路运动,抽调走了战斗力不俗的香帅湖北新军,结果后院起火,直接让防御空虚的英雄城武汉,成了革命暴风眼。
看似巧合和失误,其实也是惯性使然后的必定结局,怨不得别人。
这巧合也和数字和蝴蝶效应有关,先是13个人的皇族内阁,让立宪派大失所望,后是四川铁路公司因为股灾亏损的400万,让他们引动民意,然后事情就来了,最后,清朝没了。
中国最后的王朝没了,时代来到了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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