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1936年10月19日清晨，他在上海的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他的几位密友在听闻噩耗后立即赶至家中吊唁。
虽然先生在生前留下遗言，丧事切勿大肆操办，但由于他在国内外有着极高的声望，被誉为“占据二十世纪东亚文化版图最大面积的作家”，同时，鲁迅先生在国共两党中也拥有特殊的地位。
因此他的友人们迅速成立了包括宋庆龄和毛主席在内的九人治丧委员会，并组织了一场空前绝后的“民族魂”葬礼，以悼念这位文学战士，缅怀他为国家和民族解放做出的贡献。
（鲁迅先生照片）
鲁迅早年曾留学日本攻读医学，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医只能救有限的几个人，要将众多被压迫的同胞从麻木中解救出来，需要的并不是他手中的一把手术刀。
从此，鲁迅改攻文学，希望用文字将同胞们从沉睡中唤醒。
1927年鲁迅来到上海后，结交了宋庆龄和共产党员冯雪峰等革命家，写下大量抨击时弊的杂文，成为“文化革命”的先锋。
（鲁迅演讲）
由于废寝忘食地工作，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1936年，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于1月、3月、5月三次病危，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5月，史沫特莱特意请来美国医生为鲁迅治疗。但此时已病入膏肓，医生诊断他很可能熬不到过年，史沫特莱听罢当场落泪。
宋庆龄闻讯后写信给鲁迅，恳请他务必入院治疗，因为他的身体已不仅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全体大众，中国的革命也非常需要他。但鲁迅认为，在时局如此动荡的情况下，他必须留下来工作。
1936年11月9日，鲁迅出席了第二届中国木刻展，与青年艺术们促膝交谈。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
（鲁迅在木刻展与青年艺术家交谈）
直至走到生命尽头，他仍然保持着不屈的意志和旺盛的革命斗志。
1936年10月，鲁迅第四次病危，此时他的身体已十分虚弱。19日清晨，他的妻子许广平一夜未眠，本以为丈夫熬过这一夜，还能再次迎来新的太阳。但这一次，他却停止了呼吸。
（鲁迅先生在家中去世）
许广平连忙联系医护和鲁迅的学生胡风等人，两路人马很快赶到家里。
赶来的医生立刻对鲁迅进行了的抢救。
看着护士紧张地对鲁迅进行抢救，许广平期待着奇迹能够发生。但不久护士就摇了摇头，告诉她已经回天无力了。最后一轮抢救以失败告终。
内山完造握着鲁迅的手，感觉他残留的体温从微温到冰冷，不由哇哇地哭了起来。
胡风强忍泪水开始安排拍摄遗像和理容等事项，并请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全程进行了录制。
（鲁迅遗容）
为了将鲁迅的遗容保存下来，他的挚友，日本女雕塑家奥本杏花当场为他制作了石膏脸模。
她先在鲁迅的面部涂上厚重的凡士林膏，再敷上一层石膏浆，大约半小时后将成型的石膏脸模轻轻取下。目前这个珍贵的遗容被收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里供后人瞻仰。
据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回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只有7岁。当时他看到奥本将石膏脸模从父亲的脸上缓缓取下，上面竟还粘着几根胡子和眉毛。他很想冲过去理论，因为他觉得奥本弄疼了他的爸爸。
（鲁迅先生石膏遗容）
随着天光大亮，吊唁的人也多了起来，让周海婴记忆最深的，是人高马大的青年作家萧军，他进门就扑倒在鲁迅的床前失声痛哭，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落泪。
下午，鲁迅的遗体被送到万国殡仪馆，由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清洁和简单整理，等待正式的吊唁仪式。
许广平这才收敛悲恸的心情，坐下来与宋庆龄和冯雪峰等人商议如何办理后事。
（参加葬礼的各界人士正在签名）
几个月前，鲁迅曾写下一篇名为《死》的文章，里面留下七条遗嘱，其中特别提到不要大办丧事。但大家表示，鲁迅先生的地位特殊，仰慕者众多，恨他的人也不少，这么多人盯着，仪式总要搞一个。
经过商议，大家决定将此事交予公开的抗日救援组织“救国会”办理，所有的费用也由救国会一力承担。宋庆龄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国母操办一个悼念仪式，当局即便想说也说不出什么。
就这样，几人很快拟定了九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鲁迅葬礼费用清单）
名单除宋庆龄外，还包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复旦大学和辅仁大学创办人马相伯，亲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民盟创始人、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文学活动家茅盾、左翼作家联盟驻苏联代表萧三。
另外还有一位出现在治丧名单的人，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他就是毛泽东。由于特殊原因，毛主席的名字只出现在次日《上海日日新闻》的版面中，其余各大报刊均隐去了他的名字。
（登有鲁迅先生去世新闻的报纸）
说到鲁迅与毛主席的友情，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惺惺相惜。不过两人虽互相引为知己，却是从未见过面。
1931年，鲁迅得知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又一次被挫败，便对毛主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向冯雪峰等左联的作家询问他和红军的情况。
随着深入了解，鲁迅越发觉得，毛主席领导的是一场更为彻底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火种和未来的希望。
（鲁迅照）
然而鲁迅与中共交好，是国民党不愿意看到的情况。于是不断有人写信给鲁迅，对毛主席和红军极尽中伤和栽赃的手段。
鲁迅心里自然是雪亮的，他不但识破了敌人的阴谋，甚至还在他们的回复中，将毛主席称为同志。得此消息后，毛主席非常感动。
（毛主席在根据地）
除了对时局和红军的关注，鲁迅还对毛主席的诗词颇感兴趣，他将词中那种气吞山河的霸气戏称为“山大王”气势，并计划等积累了足够的素材，就创作一部以红军为题材的小说。
毛主席从冯雪峰口中听到这些故事后，笑得十分开心，称知他者莫过鲁迅。
红军到达延安后，鲁迅在病中向毛主席发了贺电，还让冯雪峰将火腿等物品带给毛主席，以支持物质匮乏的红军根据地。
毛主席收到礼物后立即修书一封，向鲁迅表示感谢和敬意，并对他的健康状况深表关切。可惜当这封信辗转送达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作古。
噩耗传来，毛主席虽无法亲临上海，但在红军根据地为鲁迅先生建立了纪念碑，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后来，延安还出现了以鲁迅命名的图书馆、艺术学院，乃至文学奖。
（毛主席亲笔题字）
与此同时，上海甚至全国也都笼罩在悲痛之中，人们为这位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离世感到惋惜。
10月20日至22日中午，吊唁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
20日一早，内山完造请人为鲁迅先生的遗体打了防腐针，随后工作人员又对遗体进行了精心整理。这是对鲁迅遗体的第二次精细整理。
（鲁迅与内山完造（右））
他们给鲁迅先生穿上白色绸衫、咖啡色缎袍，换好黑鞋白袜，盖上绯色锦被，又将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经过修饰的面容，看上去气色不错，似乎也年轻了一些。
许广平看着丈夫安静的容颜，如同睡着了一般。她心里明白，先生这一生实在是太累了。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他不是病死的，而是战死的。
不同于人们心目中那个嫉恶如仇，冷峻犀利的形象，在许广平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
（鲁迅与许广平和周海婴全家福）
作为鲁迅的妻子和助手，许广平虽然对丈夫心有崇拜之情，但在他身边感受到的却是尊重和平等。她也从没见过丈夫与人激烈辩论，平时他与人相处时，也是一副普通老师的温和模样。
随着花圈和挽联越聚越多，许广平与丈夫阴阳两隔的感觉愈发强烈。她再也无法克制心中的悲痛之情，年幼的周海婴拉着母亲的手，更是哭成了泪人。
（许广平与周海婴母子）
灵堂中一片悲声，前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从社会名流到学生和蓝领，两天半的时间里，大约来了六千多人。
22日就要出殡了，让谁来抬鲁迅的棺椁，一时间竟成为治丧委员们争论的问题。
文艺界的胡风认为，老师一身傲骨，不是谁都可以抬他的棺椁，理应由文艺界同仁担此任务。
（建国后鲁迅移灵图）
救国会领导、“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表示反对，他认为鲁迅先生毕生为民族求生存，是全体受压迫的人民的鲁迅，他的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各界人士都希望能为他尽最后一点力，只由文艺界出人有所不妥。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最后达成一致，鲁迅先生身为文艺界翘楚，就由文艺界负责在起灵时抬棺，到达公墓后的仪式，再交给各界代表接手。
这个事情解决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棺椁上应该盖什么样的旗子呢？
正在众人举棋不定的时候，沈钧儒想到救国会的口号中有“民族魂”三个字，这让他从中得到启发。他提议不如为鲁迅先生办一场代表广大民众的葬礼，就盖一面写有“民族魂”的旗帜。
（鲁迅先生灵堂）
民族解放本就是鲁迅先生的追求，这样既不违背他的立场，又不会因使用国民政府的旗帜搞成国葬，是个两全的方案。
这个建议得到大家认同，“民族魂”葬礼的方案就这样确定下来。
10月22日下午一点五十分，鲁迅先生的启灵祭在万国殡仪馆举行。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悉数出现在这里，中外友人共三十余人参加了仪式。
（鲁迅葬礼）
时辰已到，包括治丧委员会在内的数十名亲友向鲁迅先生的遗体行礼，默哀、鞠躬之后，许广平母子又绕棺一周。
紧接着，巴金、胡风等十六位鲁迅的弟子抬起棺椁，送老师最后一程。扶灵的蔡元培、宋庆龄和内山完造等人，也都是曾经与鲁迅先生风雨走过的战友和朋友。
棺木起运时，周围的人们噙着眼泪呼唤鲁迅的名字，摸着棺椁不愿撒手。因为这一去，他们就会与这位檄文震耳的战士、代言人以及精神领袖永无再见之日。
（送别鲁迅先生）
从灵堂到灵车，短短十分钟的路大家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将棺椁装到灵车上。车门关上的一刻，无数人放声大哭，目送先生远行。
鲁迅先生的侄女抱着他的画像走在灵车的前面，灵车之后是许广平和先生的朋友们。直到此时，周海婴心里还没有接受父亲已经去世的事实，他在车上说爸爸只是睡着了。
与他一样，众多民众都不愿相信鲁迅先生已经离去，纷纷走向街头为他送行。由于街上万人攒动，为远离闹市区，车队临时改变了路线，但所经之处仍然人潮汹涌。很多人默默地加入送葬队伍，随车队一路前行。
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6000多人的送葬队伍变成了上万人的游行。人们打出悼念鲁迅先生的条幅，高喊革命口号，向空中挥撒印有鲁迅文章的传单。
（鲁迅先生送葬队伍实景）
这个阵势大大出乎上海政府和地方租界的意料，也令围观的日本学生大为震惊。为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大批警员和巡捕走上街头严阵以待。
下午四点半的万国公墓，追悼会在蔡元培主持下正式举行，沈钧儒怀着沉痛的心情致悼词。
紧接着，宋庆龄和内山完造在各自的演讲中，缅怀了这位挚友和革命家，追忆了他们共同经历的战斗生活。
（宋庆龄等人在追悼会上）
致力于民族解放的鲁迅先生最终盖着“民族魂”的旗帜与人们永别。这是鲁迅死后的第83小时，整个过程足以说明，鲁迅逝世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有多大的影响？
这一场“民族魂”葬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更因鲁迅先生的伟大而意义深远。
鲁迅先生用笔作为武器战斗一生，激励民众挺起脊梁，反帝制反封建，深受民众的爱戴。
（鲁迅葬礼实景）
没有人比鲁迅先生更适合“民族魂”这三个字。他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曾点燃了无数青年的热血，投入到旧中国的解放运动。
如今，鲁迅先生虽已作古，但他的精神未泯，同样感召着21世纪的我们，为国家的复兴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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