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在刘邦、项羽奋力推翻秦朝之际,在北方大草原上发生了一场巨变,冒顿发动政变,射杀了父亲头曼单于,成为匈奴新一代单于。随后,冒顿掀起了一场可怕的侵略狂潮,先后击败北方各大势力,第一次统一了大草原
秦朝末年,在刘邦、项羽奋力推翻秦朝之际,在北方大草原上发生了一场巨变,冒顿发动政变,射杀了父亲头曼单于,成为匈奴新一代单于。随后,冒顿掀起了一场可怕的侵略狂潮,先后击败北方各大势力,第一次统一了大草原。
南方的楚汉争霸中,刘邦击败项羽,成为了华夏共主,建立了第二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汉朝。
冒顿的匈奴代表游牧文明,刘邦的汉朝代表农耕文明,两种不同的文明难以调和,注定会发生冲突,而汉匈之战也拉开了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2000余年的战争序幕。那么,汉朝与匈奴究竟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班固《汉书》倾向于主战,司马光《资治通鉴》倾向于主和,那么司马迁《史记》倾向于主战还是主和?
汉匈之战始于刘邦时代,在汉武帝之前,汉朝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奉行的是防御战略,汉武帝上台之后,汉匈形势出现了巨大改变,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连战连捷,从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开始,到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结束,在卫青、霍去病等攻打下,汉朝连战连捷,匈奴连战连败。公元前111年,赵破奴担任匈河将军,攻打匈奴直到匈河水,看不到一个匈奴人,让赵破奴无功而返之余,更彰显了汉朝的辉煌,为武帝时期的汉匈之战上半场画下了完美的句号。
第二阶段是连战连败,上半场结束之后,汉匈展开了六年和谈,最终汉武帝再次攻打匈奴,从公元前103年浚稽山之战开始,到公元前90年李广利投降匈奴结束。下半场战争中,赵破奴、李广利等人一败再败,甚至李广利后来深入漠北导致全军覆没,让匈奴重新掌控了漠北。
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写作于公元前104年,大约至公元前90年结束,因此司马迁是全程亲眼目睹汉匈之战的胜与败。那么,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对汉匈之战持有什么态度?
关于司马迁对匈奴的态度,《匈奴列传》是重要的篇章,客观描述了匈奴的历史,认为匈奴是夏人后裔,但这篇文章的最后,司马迁对匈奴“是战是和”的态度比较隐晦。
这段总结的大意是,孔子著《春秋》时,对鲁隐公、鲁定公记载得较多,但对鲁定公、鲁衰公记载的却比较隐晦,原因在于后者与孔子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有一定的忌讳(或许与此原因相同,司马迁也没有直接对汉匈之战表态),且他们也没什么炫目的功绩。如今很多人想要获得一定权势,错误的不考虑汉匈实际情况,天子根据他们的言论来做决策,所以“建功不深”。帝尧虽贤,但不能依靠自己完成大业,得到大禹之后才让九州咸宁。因此,要想发扬光大圣王的传统,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啊!只在于选择任用将相啊!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司马迁罕见地重复“唯在择任将相哉”,说明他认为如何处理汉匈关系,与天子选择的将相有关,但该选择主战的将相,还是选择主和的将相,他也没有明说。当然,这是司马迁不便直接批评天子,而将责任推给大臣,就像他批评王翦不能辅佐秦始皇行德政一样。
显然,从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他既无“主战”思想,又无“主和”思想,态度比较模糊。但结合孔子著《春秋》,以及批评时人“不参彼己”、不考虑汉匈实际情况(而导致汉匈之战下半场接连惨败)来看,司马迁在写《匈奴列传》时,似乎更倾向于“主和”的思想。
汉武帝晚年,攻打匈奴一败再败,导致国内经济崩溃,汉帝国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前夕,再继续下去就会像当年的秦王朝一样,因此迫不得已之下,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轮台诏》,承认当时最紧要的任务是休养生息。可以说,如果不是后来的昭宣之治为西汉续命,汉武帝可能就是西汉的罪人,乃至是亡国之君。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司马迁反思下半场的汉匈之战时,产生了一定的“主和”思想,其实也实属正常;如果汉军继续连战连捷,司马迁可能未必会这么想,《史记》中记载了一则惨败之前的事迹可以说明。
在汉军凌厉的攻势下,匈奴连战连败,主动向汉朝求和亲时,汉武帝召集群臣商议,《酷吏列传》里记载博士狄山主张和亲,认为和亲虽然屈辱,但用钱与和亲能换来和平,能让天下太平、百姓幸福,这是大好事,而反观当下长期的战争,导致百姓穷苦、国内经济崩溃,还不如和亲实惠。
于是,汉武帝问狄山:“我派你去治理一郡,可以挡住匈奴吗?”狄山说:“不能。”武帝问:“那一县呢?”狄山说:“不能。”武帝又问:“那一鄣(边塞要地之寨)呢?”狄山害怕,就回答说:“能。”之后,武帝派狄山去治理一个边塞上的鄣,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来犯,把狄山的头斩了。最后,司马迁补充了一句说:“自是以后,群臣震慑。”
这是汉朝“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一次交锋,最终汉武帝以实际行动证明,汉匈之间当时很难和平,被斩首的狄山就是明证。
有趣的地方在于,如果司马迁主和,或许就没有必要如此详细地记载这一段事迹,可以用春秋笔法——“武帝派狄山守边”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偏偏详细记载了主和派的糗事,无疑说明他不太认同主和派,似乎又更倾向于主战派。
既非“主战”,又非“主和”,那么司马迁会是骑墙派吗?其实司马迁的态度很简单,就是他批评后期主战派时用的四个字——“不参彼此”,反过来也就是要“参彼此”。
自刘邦起,匈奴不断犯边,不仅让汉朝百姓苦不堪言,而且白登之围与和亲政策,也让汉朝无比屈辱,因此汉武帝反击匈奴的决策,司马迁并不反对。在取得上半场辉煌胜利后,应该“参彼此”,因为汉朝消耗了大量实力,国内本该进入休养生息阶段,对匈奴可以采取其他手段,未必一定是强硬的军事攻打,但很多权贵为了个人利益,不断怂恿或附和汉武帝继续出兵攻打匈奴,以至于导致下半场的一系列惨败,和国内经济的进一步崩溃。
说到底,司马迁不反对战争,也不反对和亲,问题的关键在于“参彼此”,根据汉匈实际情况来决定是战是和。所以,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批评当时主战权贵,却又在《酷吏列传》中隐晦地批评了主和狄山。
更为重要的是,汉武帝之前是“文景之治”,之后是“昭宣之治”,前者给汉武帝积累了物质基础,后者抚平了汉匈之战的创伤,所以汉武帝时期的汉匈之战是一场值得褒扬的胜利。但如果没有“昭宣之治”,汉武帝可能就是一个亡国之君,犹如后世的隋炀帝。
班固在写《汉书》时,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了汉武帝的胜利,所以给予汉武帝高度评价。但司马迁看不到后面的“昭宣之治”,面对凋敝的民生、无数的流民,他不知道汉帝国将走向何方,将有何结局,所以很难给汉匈之战一个正面的褒奖,只能留下“唯在择任将相”与“参彼此”的反思。
与司马迁和班固不同的是,司马光时代不仅重文轻武,而且他还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反对王韶拓地千里,后来还要将王韶打下的地盘“还给”西夏,因此他痛批汉武帝穷兵黩武,更倾向于与匈奴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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